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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一次中国代表团的南极之行，智利外交部甚至提出要全程‘陪同’。”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鄂栋臣教授告诉《环球》杂志，“此外，就连我们的飞机飞得稍微低一点，智利也经常会来找上门来，质问我们破坏生态。”　 “虽然后来智利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欢迎中国建站，但是谁又能保证这不是为了拉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以平衡苏联等国在南极的影响呢？”　 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气氛下，在冰天雪地中鏖战三个月之久，1985年2月20日，包括鄂栋臣在内的“外来客”终于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同年，中国也因此成为了《南极条约》的协商国。　 然而，中国科考队还没来得及庆祝，西方的消极舆论便纷至沓来。长城站刚刚建立，绿色和平组织便令人匪夷所思地质问，“南极的企鹅都到哪里去了？”　

更有甚者，在1994年出版的《国际环境政治》一书中，澳大利亚学者洛兰埃利奥特还如此回顾了长城站的建设过程：中国科考队把鸽子和宠物带到了南极……还有人看到，他们把企鹅当作足球踢来踢去……这些行为都应该遭到严重的抗议或惩罚，但是没有，邻近的其他国家的科考站仅仅是低调地与长城站的负责人进行了非正式的协商，告诉中国人他们做错了。于是，这位作者得出结论：“这明显说明一个问题，服从规则应该被视为接受教育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