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也越来越看重老百姓的幸福感。杭州市市长蔡奇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说，一个城市的幸福感，不是官员自己说的，发言权在老百姓手里。他认为经济的发展未必带来幸福，发展经济，提高GDP，必须弄清楚对谁负责。“对老百姓负责，让老百姓感到幸福快乐，这才是关键。”杭州在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方面，采用排除法，“解决掉老百姓不幸福的方面，那么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就会提高了。”
2002年，杭州市政府大概总结了需要排除的 “七难”，即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行路难、办事难和清洁杭州。最近，还将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两大问题也作为“破七难”的重要内容，形成“7+2”框架。
这基本上反映了一个文明政府的意识，当然，实质效果如何，如蔡奇说的那样，发言权还是在老百姓手里。
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四大城市的落选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意外的是，最发达、最现代的城市没能成为最快乐的城市。合乎情理的是，这些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物价，沉重的工作压力和生活负担，还有拥堵的城市交通、糟糕的空气质量等等这一切影响了人们的快乐。
《鸡皮疙瘩系列丛书》。 “喂，老兄，选几本要看的书买了就走人。不要像上次一样，让我强拉你出来。一直在书店里看书又没买很丢脸你知不知道。”朋友用严重的警告对我说。 我想有钱人总是爱面子的。只有像我们这样的穷书生，想买书，但又不舍得把仅剩的MONEY给花掉。所以就呆在书店里头看书，而且书店里播放的旋律以及许多人认真阅书的样子让我感觉有一种特别的气氛。再说书店里头摆设的那些椅子就是让人坐着看书的嘛。在书店看书何来羞耻之心，反而我感觉这是一种享受。
车子驶近了，我梦里萦绕的大草原，那湛蓝的天看不到边际，只飘着几丝洁白的云，山横卧在天的那边，感觉那么清晰，又遥不可及，那苍穹下的绿草如平静的海洋一望无垠，点缀其中的白色的蒙古包，那圆顶上兰色的图案，以及在阳光下微微反射着珍珠般光泽的水塘，风自由的吹拂着片安详的土地，也掠过我们的脸庞，我跳下车疯狂的奔跑着，叫喊着我来了，我来了！把身体尽情地贴在那柔柔的草地上，侧着耳朵想听见大地的声音，但是除了自己激动的心跳，我只感到这个世界的宁静。回头看看，车子竟如同玩具一样的渺小。
“对于那一次中国代表团的南极之行，智利外交部甚至提出要全程‘陪同’。”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鄂栋臣教授告诉《环球》杂志，“此外，就连我们的飞机飞得稍微低一点，智利也经常会来找上门来，质问我们破坏生态。” “虽然后来智利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欢迎中国建站，但是谁又能保证这不是为了拉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以平衡苏联等国在南极的影响呢？” 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气氛下，在冰天雪地中鏖战三个月之久，1985年2月20日，包括鄂栋臣在内的“外来客”终于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同年，中国也因此成为了《南极条约》的协商国。 然而，中国科考队还没来得及庆祝，西方的消极舆论便纷至沓来。长城站刚刚建立，绿色和平组织便令人匪夷所思地质问，“南极的企鹅都到哪里去了？”
更有甚者，在1994年出版的《国际环境政治》一书中，澳大利亚学者洛兰埃利奥特还如此回顾了长城站的建设过程：中国科考队把鸽子和宠物带到了南极……还有人看到，他们把企鹅当作足球踢来踢去……这些行为都应该遭到严重的抗议或惩罚，但是没有，邻近的其他国家的科考站仅仅是低调地与长城站的负责人进行了非正式的协商，告诉中国人他们做错了。于是，这位作者得出结论：“这明显说明一个问题，服从规则应该被视为接受教育的过程。”
政治因素不可忽视
作为一国国防政策核心组成的军购，从来都没有与政治脱钩，而每一桩重大军购交易的背后所潜藏的政治指向也同样明显。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在《2006年度东南亚国防研究》报告中指出，受基础设施、科研经费、技术水平以及对进口兵器装备和技术引进的依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兵器工业研制和生产能力都比较有限，对国外兵器装备和技术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赖。而政治环境的影响在这种前提下更为敏感。
近年来，东南亚军购主要特点是大宗军火贸易巨增，以海空装备更新为主，除新加坡外，这一地区的主要军购贸易都呈现了俄制武器压倒西方武器的“一边倒”特色，其形成因素，除了俄制装备自身“质优价廉”的强大竞争力外，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国在政治上长期独立于美国影响之外是更深刻的政治实质。
与马来西亚等国的外界环境不同，泰国在军购环境上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宽松的：与欧盟不存在重大冲突；它是美国最密切的东南亚盟国之一，至今仍有美太平洋舰队长期停泊地；因长期历史因素与现实原因，泰国与中国也存在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因此，其武器装备构成长期体现了“混装”的特点，主要军事装备以西方制造为主，但在陆军和海军的主战武器中，也不乏中国制造的火炮、护卫舰等高性价比装备。美国《防务周刊》称，宽松的外部军购环境，使得泰国军方的选择余地更多，同时也使各国供应者的竞争更趋激烈。而在各方各出招数的前提下，长期以来形成的美泰同盟、中泰关系将可能发挥关键性作用。
记者：法院判决你免刑？
莫王松：应该叫“犯罪未遂”，判决无罪，我这个情况是刚刚开车上路才100米（注：法院实际判定约一公里），就在路口这样拐弯，就这样被查到了，他们躲在一辆车后面，也不开警灯。这个你说是不是钓鱼执法？
龙岗区检察院当时提诉是要求判2个月刑期，但法院判决就是这样，刚刚上路那么一点点（距离），应该有从轻处罚的考虑吧。
记者：事情出来后，有没有同事私底下讨论这个事情？
莫王松：有，第二天就有领导和同事打电话问我怎么出了这个事情，事实上我在街道办的人缘都可以，这个事情隔了这么久还有人爆料出来，你想想就该知道怎么回事了。
记者：怎么回事？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借这个事情来攻击你？
莫王松：嘿嘿，据我所知就是这样，其实我不贪这个位子，但是有人就很想跟我争，争不到就来这一套，有意见你去找组织部嘛，搞这些没意思。
午餐是在基地的一个招待所举行。午餐其实很简单，一道蔬菜沙拉，一道各人自点的主食，一道甜点，然后是咖啡。尽管我们的人都不太喜欢西餐，但双方谈天说地，聊得甚欢。
喝咖啡的时候，走过来一个军士，对基地司令说了一句：长官，你们的餐费是每人七美元。司令听毕，掏出钱包，取出了七美元，其他的军官也纷纷掏出钱包，并相互换零钱，交到了军士的手里。
我们的人见此情景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掏出钱来，把代表团每一个人的餐费一起交了。
美国人的这一举动让我们整个代表团餐后感慨颇多。在我们的饮食文化中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情景。第一，客人来了理应主人宴请，而且中国人在这一方面极为大方。我们可以没有钱搞训练，但吃饭喝酒的钱永远都是有的。但美军这方面则相反，他们的接待费用中并没有宴请这一支出，于是只能自费。第二，在中国的餐桌你是不可能看到领导掏钱，买单永远是下属的事（肯定会有下属抢着买单）。第三，公私分明，属于公家的钱不可动，属于自己的每一个美元也都会计算得清清楚楚。第四，吃饭只是一个交流的场合，重点在谈什么，而不是吃什么.
后来，我们又去了许多美军的部队，每到一处都会到他们的食堂吃饭。到连队士兵食堂吃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要交一美元，但吃的是自助餐，品种非常丰富，比我们连队的伙食要好得多。为了防止营养过剩和肥胖（美军对体重有严格的限定），每一种食物上都会标明这一食物所含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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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我住在美军的一个招待所里，夜里口渴，打开冰箱喝了一罐可乐。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这个军营前往下一站。快上车的时候，招待所的一个军士勿勿跑过来说：长官，您喝了一罐可乐，请交一美元。让我好生难堪。
十六年来，作为总部的军官，我到过我们的许许多多部队，吃过许许多多顿饭，喝过许许多的酒，带回过许许多多的土特产，并在两年内就把我的体重提高了三十斤。但我从来没有交过一分钱，看起来也没有人为我掏过他们自己的腰包。
二、握住将军的手
经常问自己，我们与美军的差距在哪里？除了装备技术上差距外，我想人的素质差距最为关键。而人的差距最明显地表现在军官的体型上。
在美国各地你都可以看到极度肥胖的人。在美军的军营里也不例外，但那都是文职人员。所有的美军人员，无论是军官和士兵，绝少能看到肥胖者。军官的军姿挺拔，浑身透着精干。在中国的城市里，随处可见肥头大肚的军人，整个人呈现下坠的感觉，我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我唯一的优点是我在穿军装的时候总是挺起腰杆.
美国军人能保持这一状态是因为美军从制度上来消灭肥胖。美军专门有一项军官体形标准规定，一旦军官体重超过规定标准，你就会受到警告，并被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后依然达不到标准的，就不能在军队继续服役。原海军作战部副部长亚瑟四星上将曾被提名担任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但由于他的体重超过规定，未能通过参议院的审查，结果被命令提前退休。
美军采取这一措施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保持战斗力，因为美军每时每刻都在打仗。于是在美军，无论是在五角大楼，还是在后勤基地，每天下午你都可以看到军人在跑步。在著名的101空中突击师，我目睹了美军作战部队的日常训练，比我们绝大部分的部队训练强度要大得多。于是我看到美国的军人们体格都很健壮，将军也不例外。每次出去开国际会议，我都会带跑鞋，因为在一天的会议结束后，我会在宾馆的健身房里见到美军的军官，我在那里与他们有新的交流，有时我也会和他们一起在外面跑上一会。
这样的事情不会在中国发生，为我们衡量军官的第一标准是忠诚（不一定是对国家），战斗力却不很重要。2002年，我们也有了自己的体能标准，但只是对40岁以前的作战部队军官有所规定，但谁知道又能落实多少。自打进入国防部后的十六年里，我好象没有再参加过部队的训练。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与美军相遇，抛开装备差距不算，我们是否还能嘲笑美国的“老爷兵”呢。
三、长官，您逃生的方向是10点
加利福尼亚的沙漠中有一个赌城叫拉斯维加斯。离赌城不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军基地--欧文堡。它是美军的国家训练中心（NationalTrainingCenter,简称NTC）。前者是许多中国人，包括我们的官方代表团所向往的地方，后者很少有人去.
作为口译，我跟着我们的代表团先去了赌城游览，后去了欧文堡。
欧文堡覆盖的范围非常大，方圆两千多平方公里，完全处于沙漠中。美军的两支部队正在这里进行对抗性的实兵演习，我们是来看演习的。
在基地的导演部进行了简单的参观，了解了一下目前红蓝两军的对峙状况，下一步美军安排我们前往沙漠腹地的演习现场参观。基地导演部给我们每个人临时配备了美国陆军的迷彩服和防弹衣，还有头盔和沙漠色的风镜。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些东西是刚从演习前线归来的美军官兵身上脱下来的，不仅看上去有点脏，晃一晃还能掉出许多沙子来。穿戴整齐后我们混身上下就露出了两个鼻孔。一听说要乘坐直升机，我们的团长不仅皱起来了眉头。这是我非常熟悉的眉头，因为我见过许许多多的中国将军在听说要坐直升机后皱起过这样的眉头。不乘坐直升机已经成了我们各个军事代表团出访时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因为有一年成都军区的一位中将副司令等高级军官乘坐直升飞机失事。
但在国外的军队，乘坐直升机参观部队是家常便饭，因为直升机高效而便捷，可以大大节约我们的时间。我在美国、日本、以色列、新西兰、巴基斯坦等国，甚至朝鲜和缅甸等国家访问的时候都乘坐过直升机，但更多的时候乘坐的是各个国家的贵宾专机。为了避免乘坐直升机，我们会找出各种理由与外方交涉，搞得外军的接待人员十分不解.
不一会，两架美军的直升机就来了。美军的驾驶员是个士兵（我们的直升机驾驶员都是军官，最高至大校军衔）从直升机上跳下来，先把我们集合到一起，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开始给我们讲解乘机须知，在讲了一些基本注意事项后，他突然对我们说：如果飞机在飞行中途意外迫降的话，坐在各位置的各位长官的逃离方向是钟表的2点、4点、6点和10点。他对我又强调了一遍：长官，您的逃离方向是10点。
这些话让我大吃一惊。
在我们的宣传报道中，美军是经常出现事故的，除了各种频繁报道的丑闻之外，飞行事故也是我们经常重点报道的。但实际上，美军的事故率不算高，可能要比我们低些。因为美军的装备动用非常频繁，飞机的起落架次非常之多，所以出现事故的概率大大增加了。而我军为了确保减少开支，特别是确保不出事故，会尽可能地不动用装备，我们的部队训练量非常小，我们的枪弹是分离的。
美军敢于搞训练，一方面是因为它有钱。但关键在于它的训练理念，决不因噎废食。动兵就不可能不伤兵。但把危险提前想到，并采取措施把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幻影2000-5很好，但印度决定购买苏-30MKI并不单纯是受骗，法国人当初同样为中国提供了他们能提供的一切，但中国也最终选择了苏霍伊。苏-27 与苏-30项目对印度所造成的心理压力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印度而言空军优势是确保对喜马拉雅山一侧的中国的一条心理底线。自然，在这之前，中国的机群据有的地理和空域优势更多体现在一种防御力量，换句话说，印度人对中巴空军保有某种不言而喻的‘进攻’自信。‘这是一个曾经中国陆军打败的国家需要也急切希望保留的一种自信’。而这种自信在苏-27/30项目后被彻底打破了，从苏-27/30进入青藏高原依始，意味着中国空军第一次并能长久性地将他们的地理、空域、信息优势赤裸裸地转化为一种必然的进攻优势。伴随青藏铁路早晚的开通，印度人将彻底面临中国压倒性的优势。居高临下的中国的雷达可以监控印度的大多数空域，而苏-27/30的一个俯冲就可以对新德里进行毁灭性打击。原本印度希望解决巴基斯坦的机会就在中国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气势中被瓦解。如果说苏27尚在可以充许的范围内，那么苏-30MKK的出现无疑让印度人开始睡不着觉。更重要的是，新一次的印巴危机证明，中国拥有了苏- 27/30与巴基斯坦拥有对印度而没有太大区别。
印度在这一段时期太需要一款能重新找回‘心理自信’的东西了，很自然他们寻找到了苏霍伊，不可否认，俄国人在这桩交易中除了一些技巧性的欺骗外，很大程度上对印度造成影响的是俄国人恐吓，‘中国苏-30MKK的空前威胁’无疑是印度人入套的一个重要因索，而这种因索现在也还为俄国人提供着直接的方便。
那么，印度人需要一款什么样的战斗机，无疑，他们需要一款能不但拥有强大的空战能力也同样拥有纵深攻击能力的战斗轰炸机。
尽管很多人对印度苏-30MKI项目嘲笑，但偶认为，印度人的选择并没有错，在首都能轻易被人打击的情况下，苏-30MKI是正确的选择，是的，幻影 2000-5是好飞机，但就象中国选择了苏-27/30一样。大国有大国的国情，苏-30MKI所能提供的纵深打击能力更符合印度的需要。
然而，印度人并不是仔细综合地分析这个项目，或许是被中俄的恐吓吓坏了，印度人勿勿忙忙地只急切希望得到一款能打败中国的‘先进’战斗轰炸机。在这个项目过程中，‘先进’压倒一切的想法贯彻始终，无论是矢量推力、三翼面布局、西方航电整合还是印度人迫不及待地将苏-30MKI编入飞行表演队都可以看出印度人想要的就是能打败中国的‘先进’，就其中的心理焦虑恐怕不仅仅是一两名将军接受金钱可以解释的，世界大款军火交易中很难不存在这种情况。中国苏- 27/30系列的成功进行不能说没有打通总统府办公室的功劳，唯一不同的中国人的交易仅仅是理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对交易的对象心存感激。而在印度人的集体焦虑状态下，不出问题才叫见鬼，这不是单个现象，在阿琼、LCA项目中等内部项目一脉相承。
换句话说，我认为，印度人的MKI项目产生于对中国的恐惧，这种恐惧产生了集体的战略焦虑，这种焦虑产生的结果就是不顾一切地追求‘先进’‘模仿’，只要中国有的印度一定要有，而且一定要‘先进’，更重要的是要比中国快，于是，就象一个在纳粹集中营里饿昏了头的饥汉一样，见到好东西就一通海吃，全然不顾这种吃法会要了他的命。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人集体大跳焦虑舞的同时，一款真正满足印度人当初设想的苏式飞机-歼11B在中国横空出世。或许就象歼-7G至于米格- 21，歼-11B至于苏-30MKI，歼-10至于印度新战机采购计划一样，在性价比上最符合印度人需要的都在中国手中。而印度只能又一次被中国式恐吓逼得再跳一次舞
